据邵一鸣介绍，经过20多年的流行，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和病人已经从最初的几百人增长到现在的70万人，主要的传播途径也从血液、吸毒传播转变为性传播，艾滋病流行的因素广泛存在。目前，我国有40％的注射吸毒人群仍在共用注射器，60％的暗娼和70％的男男性行为人群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。后一人群是近年来HIV感染上升速度最快的人群，仅2007年就比2005年增加了54.5％。

　　“我国艾滋病预防干预覆盖率也很低。”邵一鸣说，在全国70万估计感染者和病人中约2/3尚未被发现，而已经发现的也仅有1/3能得到定期宣教干预。宣教干预对暗娼的覆盖率只有39.8％，对男同性恋仅为8.7％。我国还有数量巨大的1.4亿流动人口基本游离于防治体系之外。邵一鸣表示，根据国际经验，如果艾滋病预防干预覆盖率达不到70％以上，很难发挥对总体疫情的控制作用。

　　目前，艾滋病防治中的科技支撑能力也很薄弱。邵一鸣举例说，国际上目前有20多种抗病毒药物，我国虽然拥有对所有药物的仿制能力，但碍于专利只仿制了5种专利已过期的药物。由于缺乏足够的高效药物以及药物毒副作用和耐药的产生，我国约20％的治疗病人已经退出了治疗，另外1/3如果不能尽快得到新药物也将难以维持治疗。